
《各界》2026年第9期 (总第433期)
导语:2026年6月,梁鸿和许知远面对面坐在梁庄的麦地里,谈论乡土人情和聚散离别。她语速平缓,眼神沉静,谈及故乡时眼底藏着温柔的痛楚,谈及命运时有着清醒的悲悯。镜头对准梁庄的集市、家庭与田野,真实记录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状态与情感世界,呈现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变迁与个体的命运。这期节目在网络上引发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很多人评论说“终于读懂最真实的乡土中国”。
文 / 东方剑
家乡奠定的生命底色
1973年,梁鸿出生于梁庄。一条名为湍水的河流绕村而过,河水清澈,芦苇丛生,暮春时节两岸开满细碎的野花。在她离开家乡之后,“当我想到梁庄的时候,这条河是同在的”。在她看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而“湍水”,正是她对故土情感的投射。
梁鸿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父母一共孕育了8个孩子,只有6个长大成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抚育众多的孩子,让父母的肩膀不堪重负。因此,梁鸿成了那种“多余”的孩子——不是不被爱,而是无暇被爱。父母忙于生计,哥哥姐姐各自长大,小小的梁鸿被放养在村庄的自然秩序里。她常常一个人在河边游荡,从清晨到黄昏,从春日到冬雪。她看着洗衣的妇女、戏水的孩童、拉纤的汉子,把别人的生活看得仔细,却鲜少有人注意到这个沉默的小女孩。
2021年9月,贾樟柯导演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上映,重温了梁鸿的成长故事,表露出她埋藏在心头的对父母和姐姐的感恩。
六岁那年,生活的变故第一次袭来。梁鸿的母亲中风,一开始是半身瘫痪,还有一只手和一只脚能挪动。有一天放学时,她发现母亲在回家的路上,直挺挺地站着,等着她回来。多年之后梁鸿才意识到,母亲可能是专门在那等她的,但又担心自身残疾会让女儿被别人看不起,只能远远地看着、小心翼翼地爱着。
不久之后,母亲全身瘫痪,只能在西屋里躺着,发不出一点声音。每天上学时,梁鸿和其他孩子都会跟母亲打一声招呼,但是母亲却不能回复,只能用流泪来回应。这让梁鸿深受震撼,原来生命还可以这么沉默地存在着,原来活着可以仅仅是活着……由此,她想到了自己生活的这座村庄,其实还是有更多的人,人生同样“沉默”。
梁鸿在读书期间,最难受的事莫过于交学费。就算几块钱都交不起,因此经常被罚站在教室外面听课,最长甚至站了一个月。每天放学后,还要下地去干农活。她是左撇子,但在麦收的时候,只能拿着给右手制作的镰刀去割麦子,不但会被麦芒扎伤,还会被不顺手的镰刀割伤。因此,她的脚到现在还有很深的疤。后来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让她回家去做饭,这才免除了镰刀的伤害。
但生活赋予她的不只是苦难,更有笑对磨难的浪漫。这份浪漫,是父亲提供给她的。在那个还需要大队开证明才能离乡的年代,父亲就多次出门游历,是梁庄最早一批外出打工的人。他去过内蒙古、天津、北京,在工厂拧过螺丝,也捣鼓过生意,“是一个浪漫的农民”。但他终究为生活所困,屡屡遭受失败,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因为他是农民,所以他的浪漫导致了他的失败。
“你说一个农民,你还想浪漫,你想干吗呢?你不超出了你命定的一个轨迹了吗?”梁鸿说这句话的时候面带微笑,但是许知远和屏幕前的我们都能感受到,她其实心怀悲戚。
父亲喜欢读书、唱戏,是乡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因此,就算生活再苦再难,就算有人劝他“女娃不用读书”,他依然让五个女儿都读了书。为了筹集学费,他在麦收时节凌晨三点就下地,口粮不够就在乱石坡开出几亩薄田种地,日夜不停地劳作。后来,梁鸿评价父亲说,“他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人,从来没有打骂过一次孩子”。
母亲卧床8年后去世,长姐梁秀梅接过了照顾弟妹的任务。她考上了中专,原本可以分配到大城市成为国家干部,但为了照顾家庭而回到家乡的卫生院。每个月12块钱的工资,自己只留2元,其余10元都给弟弟妹妹。记得有一次,长姐花1块钱给梁鸿买球鞋,梁鸿高兴极了,兴奋地穿着鞋在整个村庄里跑。
当年有很多人追求长姐,但是看到她家庭的状况,都纷纷放弃了。最后长姐选择的对象,家境和她一样一贫如洗。出嫁前一夜,姐姐和梁鸿睡在一张床上,半夜里姐姐一直在哭,或许是在哭诉生活的苦难、内心的辛酸。
青少年时期的梁鸿,在梁庄的土地上野蛮生长。父亲的浪漫、姐姐的坚守、乡土的质朴,共同拼凑出她最初的生命底色。
从中专生到博士后
梁鸿从小成绩优异,属于“别人家的孩子”。在她读初中时,长姐梁秀梅给她写信:“只有上学才是我们的出路,只有上学才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她把这句话郑重地叠起来,藏在文具盒里。因为钱不够,经常只能买馒头吃,饥饿就成了她初中时最深刻的感受。
1988年中考时,一道选择题摆在她的面前:是读高中,还是考中专?按照本心,她想继续读高中、考大学,奔赴更辽阔的世界。可现实摆在眼前:高中每年百元左右的学费,对这个负债家庭而言,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她最终放弃了高中梦,和长姐一样,做出了最务实的选择——报考南阳第四师范学校。因为师范学校不但免学费,还有生活补贴,毕业后还能分配工作。这几乎是她回报家庭最快的路。
1991年,年仅18岁的梁鸿中专毕业,分配到镇中心小学做乡村教师。和长姐一样,她也担负起家庭的重担,把最小的妹妹接到自己宿舍,照顾她上学。当时梁鸿一度宿命地认为,自己就要像姐姐一样,在小镇上安静地过完一生。
学校在一片农田里,条件十分艰苦,因此老师一批批地来,也一批批地走。梁鸿记得,班级里有一个小女孩,眼睛特别明亮,每时每刻都盯着她,仿佛一不小心,就会把她给弄丢了。有一天放学后,小女孩带她回到自己家的苹果园,充满希望地说,等到自己小学毕业时,树上就能结出苹果来,到时第一个就给梁鸿吃。
当时,镇上来了两个河南社科院的研究员进行调查研究,其中有个是刚研究生毕业的女孩,既年轻又漂亮。梁鸿鼓足勇气,找女孩聊天,诉说内心的迷茫。女孩鼓励梁鸿继续读书、好好写作,就像是一道光,为她指明了人生的方向。梁鸿说:“她会给我带来一种遥远的光亮,如果有一天能像她这样做研究、写作,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于是,梁鸿在教学之余,坚持学习和写作。英语基本是零基础,她就从ABC学起,一点点地积累提高。1994年,她自学考上了南阳教育学院念大专,离开了小学。只是她教的那个女学生,眼中的光消失了,因为她还没等到苹果树结果子,自己喜欢的老师就先走了。
此后,梁鸿的学术路径就变得很顺畅,1997年考入郑州大学攻读硕士,200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仿佛是一个学术宿命,刚读博士时,导师、著名文学研究者王富仁先生说:“你是河南人,你就好好研究河南文学吧。”于是,她用了3年时间,写出了25万字的博士论文——《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梁鸿形象地说:“研究河南文学这3年,自己好像回到了母亲的子宫。”
2003年博士毕业后,30岁的梁鸿顺利留京,成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的教师。工作几年后,她还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后研究项目,并调入该校任教。
从河南的普通师范中专生,到北京的名校博士后,梁鸿的学术人生似乎很完美,成绩单也越来越光鲜,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内心满是纠结。她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20年后重返梁庄
梁鸿从15岁读中专时离开梁庄,到35岁重返梁庄,这条心路历程整整走了20年,构成了一个学者的完整学术历程。在记者丈夫的鼓励下,从2008年开始,她用2年的寒暑假时间,深入梁庄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庄,去感受时代浪潮冲击下乡村的巨大变迁。彼时,城市正在飞速扩张,农村也在日益空心化,乡村沦陷、乡土废墟是当时热门的学术话题,但缺少来自第一线的深入观察和思考。
梁鸿长期远离故土,对故乡的人与事早已十分陌生。父亲十分支持她的写作计划,带着她一家一户地走访,让亲戚朋友介绍他们的生活故事。一开始,她还会端着学者的架子,只有等她和村民们一起拔草、一起施肥,才慢慢走进他们的心扉,重新听熟悉的人讲他们的故事。
比如,梁鸿从小就读的梁庄小学被撤并,校址成了养猪场,墙上新的标语叠着旧的,组成一句“梁庄猪场,教书育人”,充满了巨大的荒诞性;再比如,一户人家夫妻俩外出打工,把四个孩子交给家里老人照看,结果四个孙子河里洗澡溺亡,老两口也喝药自杀了……这样的故事在梁庄上演着,也在全国各地的多个乡村上演着。
故事写完了,但梁鸿也不知道这样的文字有没有价值、能不能发表。2010年初,她怀着忐忑的心情,寄给了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李敬泽。李敬泽独具慧眼,从中选取5万字,发表在刚开设的“非虚构文学专栏”,结果发表后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很快有出版社找到梁鸿,出版了“梁庄三部曲”的开篇之作《中国在梁庄》。第一部著作出版后,梁鸿感到还有遗憾。当时她主要采取乡野调查的方式,调研了留守乡村的人员,但此时打工潮盛行,对于大量在外务工的梁庄人,还缺少深入的观察。于是,在父亲的陪伴下,梁鸿辗转大半个中国,寻访梁庄在外务工者,每个城市采访一周左右时间,积累下400余位受访者的200万字图文资料。2013年,《出梁庄记》出版。
书中的人物,大多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兴衰成败。有人怀揣一百万现金进行创业、为汶川地震灾区慷慨解囊,却在后来遭遇破产、一切归零;有三轮车夫东躲西藏,也时时为尊严而战,老乡一声招呼就参与打群架;在工厂,工人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高发的跳楼案使他们宿舍外挂着一层铁丝网;校油泵的工人钻在满是油污的货车下,爬出来时犹如一只“油老鼠”……
他们生活各异、命运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农民工”。进城是一个离散、漂移的过程,他们从共同的原点梁庄离开,漂流到不同的城市,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但同时乡村与传统也深深地铭刻在他们内心,他们在那里形成的生活观念与思维方式,仍潜在地支配或影响着他们的生活。这种拧巴的状态,构成了作品的主题——“进不去的城、与回不去的家”。
在吃“梁庄饭”成名之后,梁鸿心中也有一个问号挥之不去,那就是自己靠写梁庄出了名、得了利,但自己的书写又给梁庄的乡亲们带来了什么,能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后来,她才慢慢想通,哪怕有一个人读到梁庄,因此想到他的家乡,觉得这样的书写对他很有意义,也是写作的意义所在。
女性主义文学的缺陷
作为女性作家,梁鸿对女性主义文学的关注,始于郑州大学读硕士期间,阅读法国哲学家福柯的《性史》。这本书对她的学术冲击非常大,让她第一次认识到,“性”原来不只是性,它暗藏着规训、惩罚、权力等一系列话语,是一种塑造、而非天然。在读博士期间,她一开始的研究方向是女性主义文学。只是后来在导师的影响下,她才改变了研究方向。
2016年,梁鸿出版文学评论集《“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该书的第三章,就是分析“女性身份的叙事”,探讨女性书写中“男性”角色的转换与象征。
随着研究的深入,梁鸿也逐渐认识到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就是虽然她奉女性主义文学为圭臬,但是在自己书写的两本梁庄著作中,却有意无意地省去了诸多女主角的姓名,她们是“五奶奶”“唐婶”“吴婶”,身份是出嫁后形成的,但是唯独没有自己的姓名,也没人关心她们的名字。
梁鸿慢慢意识到,自己从小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这已经成为潜意识的一部分。虽然她走出了乡村,成为高校的一名教师,但依然未能彻底解决“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问题。
2020年疫情期间,梁鸿回到梁庄,突然看到了一片极其安静的乡村生活,和在城市生活的体验完全不一样。她觉得,能活着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丝表情,每一个微笑,每一个悲痛,都让人感到特别珍贵。
于是,她在2021年出版了“梁庄三部曲”的第三部《梁庄十年》,有意识地增加了对女性的关注和描述。书中一章写了“梁庄女孩”的故事。被抱养的女孩燕子,长大后变成了让“整个世界都熠熠生辉”的少女,可被村里男青年们的疯狂追求吓坏了,以至于耽误了学业;同样美得耀眼的春静,一次恋爱没谈过,当年却被指责“风流”,背负着骂名……
她尤其记录下这个难忘的细节:“对了,五奶奶,你叫什么名字?”五奶奶摇了摇头。“五奶奶你到底叫个啥?”“叫个啥?”五奶奶用手使劲搓了搓脸,“妈啊,多长时间没提过了。”
那是属于少女时代的羞涩,在另外一个陌生的村庄,另外一个家庭,它曾经伴随五奶奶很长时间。
五奶奶,她的名字叫王仙芝。
也正是在这一刻,“五奶奶”想起了属于自己的、已经被“丢失”几十年的名字。这是她最好的自我呈现,也是女性主义写作回归本源的例证。
在《十三邀》节目中,展现了很多非常有力量的女性形象。比如,75岁的大嫂喜云,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却依旧在田地里忙个没完。她在15岁时就开始劳动,上山薅草一次就薅40斤草,马上临盆了还在干活,乃至幽默地说:“草看到我都发抖!”到了老年,还在组织村里的妇女外出劳动,让她们都有收入。
喜云这么辛辛苦苦干一年,收入不过一万五千元。但她的乐观、开朗和幽默,让许知远和梁鸿都自愧不如。喜云身上那种属于劳动的价值感和成就感,以及邻里间互帮互助的浓浓人情味,无疑都是都市的“稀缺性资源”。
关注儿童心理问题
2015年梁鸿父亲去世,她为了纪念父亲,写下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她将父亲一生的执拗、善良、浪漫、不甘、折腾与坚守,尽数融入文字,塑造出一个最真实、最鲜活、最动人的乡村父亲形象。文字中,大部分是父亲真实的影子。尤其是母亲去世后,父亲再婚,但梁鸿一直不愿接纳对方。她描写了父亲与续弦妻子抱头痛哭、无奈分手的场景,更是借此机会说出了那句“对不起”。
2021年,梁鸿重新回到北京,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自己的小家庭上。作为一个“海淀妈妈”,在儿子经历青春期的时候,她发现与孩子的交流变得有些困难,这让她感到十分沮丧。
梁鸿幼年丧母,做了母亲后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儿子身上,“想尽心尽力成为一个好妈妈”。儿子三个月大时,她在回河南老家的卧铺火车上,躺在儿子脚头,用两腿圈着他,怕他从铺位上摔下去。
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梁鸿与儿子的互动是片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片段。儿子坐在老家的河边,想问问天堂上的姥爷,“你年轻时觉得苦吗,你是不是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梁鸿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儿子说河南话,带着家族的后辈给父亲母亲祭扫上坟。这一刻,母子俩充满了温情的互动。
然而,短短一两年时间,梁鸿与儿子之间的沟通却充满“火药味”。她写道:“他的精神如此痛苦,找不到通道,他四面都是墙壁,无处可去。他好像被什么困住了。”儿子到底怎么了?梁鸿开始了自我反思:“我不知道我的痛苦如此之深。我无法回应和碰触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
从自己的孩子出发,梁鸿有意识地观察和了解更多孩子,发现有心理问题的并不在少数。梁鸿从《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里找到的数据是:“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20%。”根据《柳叶刀》2025年发布的数据,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精神疾病整体患病率高达19.3%。数量之大、危害之烈,令人惊诧。
于是,梁鸿在2025年出版了非虚构作品《要有光: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创伤与重建》,重点关注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她选择了3个有代表性的行政区域,北京海淀区是大城市,滨海市是中等城市,丹县是县城,记录下“敏敏”“吴用”“雅雅”等一个个真实少年的生命故事。
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公布,在报告文学获奖名单中,《要有光》榜上有名。这本书,恰如一束光,照见的不仅是书中少年的困境,也是为他们指出一条走出困境的路。
梁鸿的非虚构写作还在持续着,无论写作如何艰难,她都要用心写下来,因为“这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本分”。很多读者也期待,她能够继续为急剧变化的社会留下一份独特的“村庄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