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界》2026年第5期 （总第429期）

文 / 侯杰

说到“课本”，这个陪伴求学时光的词汇看似寻常，却藏着近三百年的历史沉淀。它的源头，与一位清代儒学大家的著书立说紧密相连。

这位大儒名叫王步青，字汉阶，又字罕皆，号后村、己山，康熙十一年（1672）生于江苏金坛白塔后村。他自幼潜心经学，年少时便以文采闻名，三次在江苏巡抚张伯行主持的考试中拔得头筹，被赞“窥道之本原，契圣贤之旨趣”。

乾隆十年（1745），74岁的王步青迎来了人生的又一重要时刻，这一年他被乾隆皇帝赐“同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加一级”。同年，他耗费心血辑录的《四书朱子本义汇参》刊刻问世。这部书共45卷，汇集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及历代注疏，体例严谨、考据翔实，堪称清代经学研究的力作。

最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典籍的版式细节。现存于江苏丰县文庙课本博物馆的乾隆十年刻本，为线装精刻本，书长25厘米、宽15厘米，正文行距宽绰，卷首书名“字大如斗”“字黑如漆”。每页版心镌刻着刊印方“敦复堂”，背面版心下方刻着“课本”二字，这是目前已知最早在典籍上标注“课本”的实物证据。

在王步青的时代，“课本”二字尚未成为通用术语。古代学子的启蒙读物称“蒙书”，科举备考用书叫“闱墨”“程文”或“试帖”，书院讲学有“讲义”，官学教材以儒家经典为主，没有统一的名称。

在那之后的百余年间，“课本”始终局限于私塾与书院的小圈子，未能广泛流传。直到19世纪末西学东渐，1873年日本明治政府正式使用“教科书”一词，清末留日学生与传教士才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1897年，上海南洋公学编撰的《（新订）蒙学课本》问世，首次将“课本”二字纳入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