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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崇焘:说真话的孤独者

来源:各界文史 编辑:张洁    时间:2018-02-05 17:28

 晚清湖南才子郭嵩焘,才识不在曾国藩李鸿章之下,作为中国第一位派驻国外的大使,郭嵩焘的政治生涯凝聚着他那个时代的历史风云。

 郭嵩焘和李鸿章、沈宝桢、马新贻同科进士,是著名的“辛未四君子”之一。他的才学很快折服了咸丰皇帝宠信的大臣肃顺。肃顺是开明的满族权贵,他有句口头禅,“咱们旗人多混蛋”,于是敢起用汉人,将郭嵩焘安排到皇帝身边历练。咸丰皇帝对他也很赏识,命他入值南书房。南书房是皇帝的私人咨询机构,入值南书房就意味着可以亲近皇帝,参与军国大事。咸丰对他寄予厚望,勉励他:“南斋司笔墨却无多,然而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多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

 郭嵩焘命运的转折点,是在遥远的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传教士马嘉理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英国迫使清朝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清廷选中了懂得洋务的郭嵩焘,一下子把郭嵩焘推到风口浪尖。1876年,郭嵩焘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消息传开,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引得“万方来朝”,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要派“贡使”来朝拜,而无中国派使“驻外”的先例。简言之,对外只有体现宗(中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鸦片战争后,虽然屡受列强侵略,这种外交观却未根本改变。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次出使,“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深为可惜”。更有甚者,视出使为“事鬼”,编对联嘲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郭嵩焘顶住了“傲慢与偏见”,以客观、务实的精神履行职责。到英国后,郭嵩焘频频参加外交活动,广交朋友,他的不卑不亢的外交风度深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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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他在伦敦的旗队街上被一个醉汉用手杖打破了头。旗队街汇集了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报馆、通讯社,号称“媒体王国”。中国公使被打,各大报纸的记者闻风云集,看这位公使如何处置这起“辱华”事件。郭嵩焘面对各国记者,彬彬有礼地要求英方释放醉汉认为醉酒之人不能自我控制,一时失态,无需大动干戈。郭嵩焘优雅的外交风度和大国使者的从容自信,获得英国官方民间的一致赞誉。

 郭嵩焘在出国途中和驻英期间,留心观察研究西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情况。清朝规定,要出使大臣记日记,将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加以记载,随时咨报。郭嵩焘在日记里直言不讳地盛赞伦敦“街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阓之威,宫室之美,无以复加”。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设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心态。郭嵩焘在日记里透露了这样的观点:西方的强大首先在于发达的工商业和政治制度;原先中国人着眼的坚船利炮,不过是依附于经济、政治之上的物质技术成果。这是中国官员第一次呼吁政治改革,释放出一个信号:不能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而表达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政治诉求。

 郭嵩焘的日记寄回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以《使西日记》刊印出来,引爆舆论热议。它首先触犯了虚骄自大的清议名流们的自尊神经,郭某人竟然为化外“夷狄”张目,要天朝上国向他们学习,岂能容忍。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弹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翰林院侍讲张佩纶请朝廷撤换使臣,否则有违民心。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说郭嵩焘极力吹捧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这样的人哪里还是大清朝的臣子!湖南人士则称郭嵩焘为“湖南人的耻辱”。梁启超后来追述此事,说郭嵩焘的日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起来了,人人唾骂”。

 慈禧太后下令将《使西日记》毁版,禁止阅读。李鸿章反复看了四遍,给友人信中为郭嵩焘抱不平,说他是书呆气,但“洋务确有见地”,朝野如此参毁奏谤,恐怕官吏从此引为鉴戒噤声若寒蝉,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法自存,可为寒心。偌大的中华,连一本讲真话的书都容不下,李鸿章都心寒了。

 1879年5月,郭嵩焘海外归来,乘船抵达长沙,满城张贴声讨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揭帖(类似以后的大字报),郭嵩焘声名狼藉,在家乡没有立足之地,被迫辞职。

 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威妥玛来访,他说“中国若能内修,则无惧强敌。不内修,则东西两洋皆将为敌。中国有地利,有人才,就是没有好政治,所以不能发挥作用。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支小枪,修造几处炮台,于事无补。何况近年才知有外交,尚蒙昧不知有内政,于百姓民生一切,还是不管不问,如此国家岂能自立?”郭嵩焘说:“中国说的人多,做的人少,做的人被说的人折磨,我在这里也没什么用了。”

 此番归国,郭嵩焘有了新觉悟,认定在清朝体制内,“洋务之不足以有为”。他无法容忍凡是跟他作对,以骂他、侮辱他为已任者无不立时扬名,被朝廷重用。朋友劝他别谈洋务,他说:“不可不谈,不谈洋务,何以保国!”

 郭嵩焘以超前的政治眼光,言他人所不敢言,因而葬送了自己的官宦前程,抑郁而终。但他对历史的前行、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死前不久,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先行者孤独、倔强的身影渐行渐远。后来人对历史心存“温情与敬畏”,是不会忘记那些坚持说真话的忧国志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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